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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5日 星期日

查某人的228-我讀我見(4)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1/05/31, Tuesday


(photo source:《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一書,「細姨ㄚ環的悲情歲月」)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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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隱名228遺孀。

台灣「光復」以後,我在希爾頓後面的一間公司做打字員,我曾在那裡看過中國兵仔。我看他們穿草鞋、拿雨鞋,有擔雞、有擔鴨,有擔鼎(鍋子),當時我看了驚一下。我以前看的日本兵是那麼整齊,那麼好看,那麼有勇氣,結果看到國軍是這樣,我真失望。我回去厝,還問阮老母:「為什麼咱們祖國的兵仔,穿得那樣?」阮老母講:「你不知道他們抗戰怎麼會贏?他們會飛咧!腳綁鉛。」是後來才知道是二粒原子彈,日本才會投降;也是後來才知道,國民黨也是打輸大陸的共產黨,才會來台灣。
沈秀華,1997,"踏浪的人生-匿名",《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84。

自二二八發生到我再嫁,這期間隔了十年。有一次,少我五歲的小弟還在金門做兵時,有一個中尉在追求我。我就對那位中尉講:「我弟弟還在金門做兵,我怎麼嫁給你?」這位中尉講:「沒問題、沒問題,我把他弄回來。」後來,阮小弟也真的自金門回來,但是我也無嫁給這位中尉。這位中尉是個外省人,我怎麼可以嫁給外省人?阮尪是被外省人打死的,我怎麼可以嫁給外省人。
沈秀華,1997,"踏浪的人生-匿名",《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88。

二二八事件以後,除了同事以外,我真少交外省朋友,不過我不是真要排斥外省人。他們也是無辜的,他們也不是真正的兇手。對政治方面,我真的不要「插」,但是到去年以後,有全民電台,我工作的時間都在聽全民電台,以前我聽民進黨的人在講反核,我都會想:「為什麼要反核?」但是現在聽多了,就知道為什麼要反核。
沈秀華,1997,"踏浪的人生-匿名",《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93。

無奈的守寡,又要為下一代的「扶養」負責,受盡風霜,受人欺侮,始終堅強,真是偉大的女性。

彼時要再嫁,是想,我會老,我的查某囝仔若無扶養好,怎麼可以,所以才會再結婚,但是……。我常會跟人家開玩笑的講:「我是踏浪而來的。」我的人生坎坷,受到很多的煎熬。在酒家受人糟蹋,再嫁,又受尪欺侮。浪有高有低,隨時變動,要能踏著浪而來,是很不容易。所以,我感覺我比一般的女孩都要堅強。我感覺我是一個很堅強、很自在的女人。
沈秀華,1997,"踏浪的人生-匿名",《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97。

潘罔,其夫為王添灯。

我是在我15歲那年的9月14日去藝妲間。9月16日阮養母(指藝妲間的負責人)就請先生來教我學南管。從我15歲到17歲兩年期間,我就專心學南管,吃、住都是在間內。彼時,我是算賣給藝妲間做媳婦仔(養女)。在17歲那年,我就領到藝妲牌。彼時,要有藝妲牌才能出去陪酒、唱曲。以前藝妲不能賺人客(被帶出場),只能唱曲、賣藝和陪酒而已。舞女只能陪跳舞。這分好幾種,分得真清楚。

彼時,我住在藝妲間,外面酒樓、酒家宴客,若要藝妲,就會來叫阮去。當時我的藝名叫鳳嬌。我看當時那些來酒樓喝酒的人,都是高尚人,不是下流人。但是我真不願吃這種飯,常常不想出去,就被藝妲間的養母打。彼時,所有我賺的錢都要交給阮養母。
沈秀華,1997,"細姨ㄚ環的悲情歲月-潘罔(其夫王添灯)",《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99。

我是去添灯在新店貴德街的文山茶行唱曲、陪酒時熟識添灯的。以前茶行每年年尾都有一個總結算,總結算期間就會有三天的請客,請藝妲去陪酒、唱曲。平時有時茶販仔也會請藝妲去茶行唱曲。我就是這樣去添灯的茶行好幾次以後才熟識添灯的。後來,添灯就對我講,伊要娶我,我就應伊:「好啊!」我當時一直真不想吃藝妲這種飯,所以我就答應要嫁伊。伊當時已經有太太、亦有六個囝仔,我雖然知道要去做伊的細姨(小老婆),但是我想,這是我的命,已經遇到,就認了。彼時,我只是一直想,只要能不吃藝妲這行的飯,什麼都好(此時,潘女士聲音哽咽)。
沈秀華,1997,"細姨ㄚ環的悲情歲月-潘罔(其夫王添灯)",《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00。

鐵齒的王添灯身為台灣省參議員,替KMT政府主持公道,又有何罪?

憲兵隊離開以後,阮小姑(王添灯之妹)來對我講:「二嫂,咱們來叫二哥跑;中國字我是不識,但是七十二計,跑為上策,我知道。」,「阮大家」(婆婆,王添灯之母)亦對我講:「阿罔,阿罔,咱們來雇船從後門跑。」阮三人就去勸阮頭家跑,伊應阮講:「我對國家盡忠,對百姓也打拼,要抓我幹什麼?」伊那種日本精神無想到中國和日本的作風是不一樣。日本時代,添灯因為參加文化協會,曾被日本人叫去問話,但是日本人對伊是高等待遇,茶啦!餅啦!不像國民黨一聲就把人捏死。阮添灯要是能讓查某人作主意就好了。伊不跑,「鐵齒」。
沈秀華,1997,"細姨ㄚ環的悲情歲月-潘罔(其夫王添灯)",《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05。

雖細姨還有名份,但失去男人的依靠,有名無份,只好咬牙拼生死。

我雖然被逼和添灯離婚,但是我一回來士林以後,我還是有拜添灯的「神主牌」,我常常在伊的神主牌前跟伊講話,我講:「我拜你四、五十年,你到底有回來吃?還是無回來吃?你的冤枉無處講,我的冤枉也無處講,嗚……,你害我今日變成這樣,像是無人的,嗚……。」(談及此,潘女士悲從中來,傷心落淚。)關於我拜添灯的代誌,有人對我講:「阿罔,伊有伊厝的人拜,你幹什麼拜伊?」我講:「你不知道,這間厝是用伊的錢買的,我拜,拜我的心願。」

這四十多年來,我將一切放在心內,一天過一天,今日煩惱明天,明天煩惱後天無米。現在我已經老了,今日你來跟我採訪,我的苦衷終於有處講,我真歡喜(聲音哽咽)。不然,我不時常常自己坐在那裡,對著添灯的神主牌講話:「添灯阿!你和我二人的苦衷,無處可講給人聽。」我這裡的人也無人知道我的苦衷。現在還好是有真多人在講二二八,以前根本就無人敢講。我以前會怨嘆政府跟外省人,我也不跟他們講話,我曾對我的囝仔講:「我給你們自由交男女朋友,但是你們不可交外省人。」我的查甫囝仔應我講:「外省也有好的人。」我講:「對啊!但是好人都被壞人連累到了。」

二二八以後,每一次選舉,我每一個候選人都蓋給他們,一個尪這樣死去,選舉幹什麼?我也未曾對我二個囝仔講起阮頭家的代誌,他們這幾年才知道。二二八以後,我當然會驚,但是驚也無效,目睭金金(眼睜睜地)的看兵仔用槍把整厝內的物件都弄得碎碎,驚也無法度。
沈秀華,1997,"細姨ㄚ環的悲情歲月-潘罔(其夫王添灯)",《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13-114。

王鄭阿妹,其夫王貴龍,八堵車站總務。

我對日本投降的代誌,也不太清楚,我是曾在後龍看過兵仔(指國民黨軍隊),他們好像是在演習,但是咱們不去動他們,他們也不會來動咱們,咱們跟那些兵仔也無什麼關係。二二八發生時,我和阮頭家差不多結婚七年,阮的查某囝仔七歲,查甫囝仔六歲。二二八發生時,我聽人講外面真亂,我對阮頭家講,叫伊不要去上班,但是伊講:「咱們又無去動人,無要緊,不會有代誌。」結果伊一去就無回來,我叫伊不要去,伊以為是像日本時代,若無做什麼壞代誌,就不會有代誌,阮頭家想,咱是老實人,又無「插」任何代誌,應該是無要緊,結果伊一去上班就被抓去。
沈秀華,1997,"撿蕃薯度日的查某人-王鄭阿珠(其夫王貴龍)",《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19。

當時鐵路工作人員,只要身制服(黑色)就被認為與228有關,會被胡亂點名抓去槍殺。

阮頭家被抓去以後,無薪水回來要怎麼辦?豬若吃那樣,阮就吃那樣。阮有一點田,灑點稻仔,有的有出穗,有的還未出穗,厝內無得吃,我就用手去弄一些稻仔回來吃,一天弄無多少,弄得我手都破皮流血,再無得吃,就去撿蕃薯,隨豬仔吃,豬仔若吃那樣,阮就吃那樣,平時滾蕃薯給豬仔吃,阮若工作做做回來厝,腹肚餓,就先留一鼎(鍋)蕃薯在灶頭,先提蕃薯去給豬仔吃,豬在吃,阮也在吃那鼎留在灶頭的蕃薯,彼時阮都是撿蕃薯來過頓(過日子)。
沈秀華,1997,"撿蕃薯度日的查某人-王鄭阿珠(其夫王貴龍)",《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21。

阮頭家無回來以後,我曾去把伊「牽亡」,伊講伊二月十九日被抓去以後就馬上被打死,還交代阮二月十九日給伊作忌日,伊講伊這樣死去真不願,放二個囝仔無一個人高(指二個小孩都還小),還講伊也真不願,死時,有一個囝仔還未生好,阮頭家二月出代誌,我六月才生第三個囝仔,結果那個囝仔出世七天以後就無去,我彼時想這個囝仔若真的活了,我也無法度養伊,都無得吃,怎麼養,啊!不會講,日子是真艱苦。
沈秀華,1997,"撿蕃薯度日的查某人-王鄭阿珠(其夫王貴龍)",《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25-126。

(未完待續,撰於201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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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3日 星期五

查某人的228-我讀我見(3)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1/06/03, Friday


(photo source:《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一書,「人亡,人情亡的體驗」)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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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碧珠為高雄警員蘇進長的夫人,她說……

伊被槍殺時,那早上,我囝仔揹著,準備要去前津派出所面會伊,但是,伊舊城派出所的同事,不讓我一個人自己去,堅持叫一個人跟我一起去。結果在半路上,公共汽車壞去,那個陪我去的警員,才跟我講,阮先生已經被槍殺。我就趕快趕去前津派出所,去時伊已經死了。我就買一個「面桶」(臉盆)和一條面巾,把伊面洗洗的,四處擦擦。伊的面都是血。當天,就叫「土公」(辦喪事的人),直接把伊送去埋葬。

後來,經過十幾年,我又再結婚,生活不好,無法度,就再結婚。那是經人介紹的。結婚以後,有一個查甫囝仔。但是無幾年,我就又離婚,伊無愛出去賺吃,又愛賭博,我離婚較自由。我就自己照顧囝仔,後來,查某囝仔長大嫁人,查甫囝仔也有工作,娶某,生活普通啦。
沈秀華,1997,"艱苦扶孤的警察太太-黃碧珠(其夫蘇進長)",《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46-47。

蘇白勉其夫蘇水木,八堵火車站副站長。

阮頭家二月被人抓去,四月我才生最小的查某囝仔,彼時我自己在厝生,自己剪臍。當時生活真壞,我只好把囝仔送人;有人無生囝仔,知道我生活困難,就來向我分囝仔,我是有囝仔無法度養,也不可能賣囝仔,只好把囝仔送人,我對來分囝仔的人講:「你們就要疼我的囝仔,你若無把我疼,我就要把囝仔討回來,他們的老爸若有回來,再出去「吃頭路」(做工作)賺錢,我就拿一些錢補你們,我要將囝仔帶回來,嗚……(談及此,蘇女士傷心流淚)。」

後來我前前後後在二、三年內送三個囝仔給人,二個查甫、一個查某,都分在無遠的所在,一個查甫分去暖暖,另外一個查甫分在八堵,那個查某囝仔是分去瑞芳。
沈秀華,1997,"對天呼喚的副站長夫人-蘇白勉(其夫蘇水木)",《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53-54。

平時我會對我的囝仔講:「二二八,你們老爸被叫去就無回來。」啊!嗚……(蘇女士難過出聲),我那些較大的囝仔聽我一講,也會「號」(哭),會對我講:「咱們又無怎樣,怎麼被叫去就無回來。」我是一直想日本時代,口供問問就回來,也無想到伊會被叫去就無回來,我想這個政府怎麼會無問個口供,好人也抓抓去,壞人也抓抓去。
沈秀華,1997,"對天呼喚的副站長夫人-蘇白勉(其夫蘇水木)",《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55。

在阮頭家被抓去二、三個月內,我不時也在夢到阮頭家,夢到伊回來,坐在眠床邊,對我講伊是被誣賴,伊也不願這樣死去。彼時有一段時間,暗時(晚上)我門口埕都不敢出去,我會把門口埕看成大坑,想腳一踏出去,就會跌下去,彼時大概是目屎流太多,目睭變不好去。
沈秀華,1997,"對天呼喚的副站長夫人-蘇白勉(其夫蘇水木)",《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56。

楊 治,其夫吳鴻麒,高雄推事。

吳鴻麒是3月12日在高等法院上班時失蹤的,伊12日無回來,我13日就去高等法院問人,法院的人解釋給我聽,講:「二個便衣的人來請伊,講是柯參謀(指柯遠芬)叫伊去。」伊是現職在法院失蹤的,法院也有責任,也是全力在找人,我也四處在找人,到16日下午,我已經找得真失望,從法院要回來厝的路上,一路心內想講:「難道真會被滅屍,要是能讓我見伊一目也真好。」
沈秀華,1997,"人亡,人情亡的體驗-楊治(其夫吳鴻麒)",《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60。

回到家後,就一直流血

講也奇怪,伊一被送回到阮日本厝的圍牆旁,就一直流血不止,我就在阮厝前門口埕幫伊洗喔!擦喔!我一邊幫伊洗,一邊罵伊講:「你平時是那麼衛生的人,現在全身軀都是灰塵。」伊的兄弟幫伊換好衫以後,才搬進來厝內,要搬入來厝內時,伊還一直在流血。對伊流血的代誌,我到現在還一直無法度了解,常常問醫生:「人若一死,不是血就會凝了,為什麼伊已經死三天了,還一直在流血。」

我當時一直想不通,為什麼伊是那麼盡忠的人,會發生這種代誌,我就一直這樣想長、想短。
沈秀華,1997,"人亡,人情亡的體驗-楊治(其夫吳鴻麒)",《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64-65。

吳鴻麒死去以後,我是感覺我不止是死去一個尪婿的悲傷而已,也失去一個良師。伊比我冊讀得多,經驗也較豐富,伊死去以後,我感覺真失望,失去一個老師。

阮二人,講正經的,常常代誌要論到底才甘願。二、三年前,有人問我:「你到何時才會忘記吳先生的代誌。」我講:「這件代誌,我是永遠無法度忘記。」我常常見景生情,常常想不開,常常想伊還在我的身邊。伊回來時流的血,到這時醫生還不會解決。我是想,伊死時,無看到任何親人,可能是真難過,一回到厝,見到我的手,才流出活血。我現在都解釋成,伊永遠活在我身軀旁,讓我能夠得到真安慰。

我是想伊死時,伊的精神是留在伊的血內,回來到厝,就流在我的身軀。我摸伊時,伊的血一直流在我身軀,永遠留在我心內,就是這樣,到現在我才會一直很清楚記得這件代誌,常常想伊還活著。
沈秀華,1997,"人亡,人情亡的體驗-楊治(其夫吳鴻麒)",《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75-76。

楊治受高等教育,看破人情世故,有堅強的孤立人格。

過去這四、五十年來,經濟上,吳家兄弟無人幫我,我也不要讓人幫助我,我要靠自己。吳鴻麒死後,看一些朋友、親戚那樣對待我,使我看破人情,那真是冷到腳底去。

無尪是無地位,尤其是客家人,寡婦是給人看不起的。這四、五十年多,我經濟上還過得去,吃最多苦的是人情上的苦,我無向人伸手要求幫忙,就已經被人隔得遠遠,叫我如何不看破人情。從那開始,到現在我都還留著一個真壞的習慣──「走路不看人」,只是不要跌倒就好。我常常就用批判的眼光來看人世。
沈秀華,1997,"人亡,人情亡的體驗-楊治(其夫吳鴻麒)",《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80。

(未完待續,撰於201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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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官方檔案VS.民間資料整理輯錄(嘉義地區)— 我讀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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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七郎(1888-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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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26日 星期四

查某人的228-我讀我見(2)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1/05/23, Monday


(photo source:《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一書,開木屐工廠的守寡母親)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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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受到母愛的啟發,為家庭續存所考慮的因素,非一般人能夠理解。

在二二八發生當時,這些年輕喪夫的女子,往往只有二、三十歲,因此這四、五十年來,他們如何安置自己的情感生活?以及他們有無再嫁?就成為這個口述訪談中的重要問題。一般而言,多數的受訪者,並未再嫁。但在比較起來自中上家庭背景的女性而言,來自勞動和中下階層家庭的女性,較有可能因經濟生活因素而再嫁。如黃碧珠女士所言:「後來,經過十幾年,我又再結婚,生活不好,無法度,就再結婚。」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22。

有趣的是,當這些女性因受限於客觀壓力,而沒想再嫁時,他們心裡也明白這套禮教是男女不平等的,如郭一琴女士表示:「若查甫人死某,伊就可以光光明明再娶,阮查某人就要守節。烈女貞婦,啊!阮古早人就要守那個古早禮。」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23。

除了客觀因素外,許多受訪者也提及,不願再嫁是因為他們覺得與已過世丈夫間的婚姻,是一段美好的時光,這使得他們主觀上不願再結婚。另外,孩子往往是最主要的顧慮因素,使得這些女性選擇不再結婚。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24。

在我個人一九九二年與湯川露子女士和湯守仁太太的訪談中得知,鄒族鼓勵寡婦再嫁的原因,是因為鄒族是個極小的族群,因而一個年輕女子來守寡,對整個族群的繁殖、壯大,是被視為一種「浪費」,一個守寡的女子是無法生出更多的族羣後代。並且在鄒族裡,喪夫的年輕女子會被鼓勵再嫁給其先夫的未婚兄弟,這等於間接地也將原有的孩子保留在原姓氏家庭中,對於這幾位鄒族的遺孀,後來並未再婚的事實,從我的訪談中得知,實在是他們個人覺得與其先夫的感情很好,而不願再嫁。

許多例子顯示,女人生理上的繁殖功能,往往成為女人與男人在國家建立過程會有不同的參與方式和經驗的重要因素。在1992和93年間,據估計有二萬至五萬的回教婦女,在前南斯拉夫(ex-yagoslavia)的戰爭中,被塞爾維亞族(Serb)的男人所強暴。那樣高數目的強暴事件的發生,絕非只是個人的偶然行為,而是塞爾維亞族一個有計劃、整體性的行動,目的是借由強暴回教婦女致使懷孕,來達到清除回教族羣的目的(Ethnic Cleansing)。當極多數的回教婦女懷有塞爾維族血液的孩子時,相對地,回教族羣也難保有純正血統的族裔。

當女人生理上的生育功能,被看作是繁衍族羣後代的目的,或被看成是消滅敵人的工具時,我們很難期待在國家、民族形成過程中,女人與男人會有相同的經驗及平等的待遇。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25-26。

另外也因二二八的發生是國民黨政權的暴力行為,使得許多因而喪夫的女性,對政府當局或政治採取疏離的反抗。花蓮張七郎先生的遺孀張詹金枝女士在二二八事件後把他家的子孫都送到國外去,他曾說:「我情願我的子孫做外國的奴才,也不甘願他們做中華民國的紳士。」(見張玉蟬女士訪談)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27。

由於,沒有一個社會正義的出口,可以抒洩心中的不滿與怨嘆,許多受訪者將二二八喪夫的悲痛及一生艱苦,轉看成是個人命運「歹命」的無奈,而失去想要控訴這是一個政策造成的悲劇的力量。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28。

郭一琴的故事,反應當時KMT軍警對台灣人的粗暴與視如草芥的態度,與現在阿扁無罪入監的態度一模一樣。

二二八是從台北傳來的,像傳染病一樣。阮先生彼時是屏東市副議長,因為當時議長破病,所以阮先生就要出來照顧社會;像有的打架受傷的,阮先生就帶去給阮兄哥敷藥。伊都在外面無閒,我對當時外面的情形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伊有帶市長藏在屏東飛機場,市長是外省人。後來大軍(指國民黨軍隊)來屏東以後,議長去歡迎市長,從機場出來,過無幾天,阮先生走在路上,就被憲兵帶去憲兵隊。伊一被抓去後,馬上就有人來阮厝講,阮小叔就提飯去給伊吃,我彼時要照顧囝仔,無閒可去,彼時我的囝仔,老大才九歲,一個七歲,一個五歲,另外還有一個在肚腹內三個月。
沈秀華,1997,"開木屐工廠的守寡母親-郭一琴(其夫葉秋木)",《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35。

阮先生是透早就被槍殺,伊死以後,憲兵也不讓阮收屍,我本來是要去公園為伊守靈,但是一個做國代的朋友就跟我講:「大家都驚死,跑跑去了,你一個人怎麼去守靈?」結果,阮只好一直等到第二天,憲兵來通知了,才買棺材去收屍。

阮先生被槍殺,大概過四、五天以後,議會來一張判決書,講阮先生判決無罪。無罪,人已經死去了。當時一無罪,應該就要馬上補償咱們,他們彼時若補償咱們,阮就不會慘到那樣。
沈秀華,1997,"開木屐工廠的守寡母親-郭一琴(其夫葉秋木)",《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36-37。

這四十多年來,我從來未曾對這些囝仔講他們老爸的代誌,那幾個較大的囝仔,有去送他們老爸,他們應該知道他們的老爸是怎麼死的,對這個最小的,我從來未曾對伊提起伊老爸的代誌。不用跟他們講這些,講也不會回來。另外因為二二八這件代誌,我會對我的囝仔講,要他們不要涉東涉西的,政治的代誌,不要管,危險,危險啊!驚得破膽了,我以前都想這件代誌就這樣算了,連想都不敢想要平反,人既然無法再回來,計較也無效,人要能回來最好了。

我對二二八的感覺,是想,同胞怎麼會互相加害?同胞應該要互相照顧才對。我以前都不敢想要平反,會驚!會驚!驚警察,驚到要死去。現在還在驚喔!這些囝仔很氣我到現在還在驚警察。
沈秀華,1997,"開木屐工廠的守寡母親-郭一琴(其夫葉秋木)",《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38-39。

我現在還是未曾跟囝仔談起他們老爸的代誌,這些囝仔鬱卒是鬱卒也不會跟我講(採訪者按:此時在旁郭女士的小孫女表示,若有人向郭女士問及她先生的事,她就會一直哭,所以大家都不敢問)。我現在最驚警察,阮先生出代誌以後,警察常常來阮厝,有時他們還要我留筆錄。彼時,我會對我的囝仔講,有一天我若像你爸爸那樣死去,你們要互相照顧。
沈秀華,1997,"開木屐工廠的守寡母親-郭一琴(其夫葉秋木)",《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41。

(未完待續,撰於201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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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七郎(1888-1947)
王添灯(1901-1947)
吳鴻麒(1901-1947)
高一生(1908-1954)
葉秋木(1908-1947)
張雲昌(1916-1947)

2011年5月25日 星期三

查某人的228-我讀我見(1)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1/05/18, Wednesday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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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簡介:
沈秀華,1964年出生於宜蘭蘇澳,中興大學中文系畢業,目前在美國堪薩斯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曾任宜蘭《噶瑪蘭雜誌》編輯,著有《噶瑪蘭二二八》。研究興趣:民族主義、性別研究、族群關係。
沈秀華,1997,"作者簡介",《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

228大屠殺造成台灣人多少的妻離子散,這些受害的女性同胞如何熬過慘淡的寒冬。

第一次注意起女性與二二八這樣的議題,是於1991年採訪、整理宜蘭地區二二八口述歷史開始的。在1992年自立晚報出版的《噶瑪蘭二二八》一書自序中,我曾寫道:「……當時的受難者幾乎清一色為男性,他們的妻子,這些年輕守寡的女子,在父權社會下,如何孤立撫養子女?如何安慰自己一顆驚懼、寂寞的心靈?」
沈秀華,1997,"自序/讓政治寡婦的聲音發諸於世",《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6。

高捷女士的先生是台灣前輩名畫家陳澄波先生。92年的那次訪談,使得當時已九十多歲的高女士,因而緊張恐懼地吃不下飯,還擔心這樣的採訪,會不會招致警察再來家中抓人。

對於阿里山鄒族因支援嘉義水上機場的戰役,雖未在二二八當年立即遇害,也有四人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被秋後算帳。92年,我訪談四人中的高一生太太,湯川露子女士和湯守仁太太,對我們了解不同族羣女性的二二八,有極重要的一面。
沈秀華,1997,"自序/讓政治寡婦的聲音發諸於世",《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7。

查某人是福佬話中的敬語,何以男性被殺而由另一半來承擔大半生的煎熬?

使用《查某人的二二八》為書名,是因為福佬話的「查某人」三字,傳達台灣民間女性生氣和堅毅的氣質,這樣的書名,不僅突顯出相對於男人的二二八經歷,這是一本關於女人的二二八經驗,並且也肯定這些活下來女性,四、五十年來身為政治寡婦的生命力與堅強。

第一,二二八這樣一個政治屠殺事件,為何受難者幾乎全為男性,而許多女人因而成為政治寡婦?這個男女有著不同命運的歷史事件背後,只是一個歷史的偶然,或是有其造成的社會、政治意涵?第二,對當年那些受難的男人而言,二二八事件對他們的意義,是從事件的發生到他們遇害的時刻為止,但對他們的妻子而言,那卻正是他們二二八的開端。二二八事件到底如何影響這些女性的日後生活?或是說這些受二二八事件最直接衝擊的女性,如何在二二八的陰影下,及在既有父權社會下,尋找他們在經濟、政治、情感各方面生活的出路?第三,我們還要問,這些政治寡婦如何由他們個人的生命經歷和身為女人的角度來詮釋和看待二二八及他們的一生?最後,這樣一個由女性角度來記錄、整理的二二八口述歷史,其意義為何?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0-11。

許多女性主義的工作者就指出,戰事和政治暴力其實是一個非常男性沙文的文化與工程。從戰事的籌謀到戰場上的一兵一卒,絕大多數都是男人。許多男人可能在戰場上成為所謂為國犧牲的烈士,不少男人也藉由戰事奪取權力,或失去權力,更有些男人因而成為國家、族羣的「民族英雄」。

而這時女人在哪裏呢?絕大多數的女人,只是被動的被捲入戰爭暴力的風暴中,他們既沒有權力來決定戰事的啟動與否及形式,也極少有機會借戰事來升個一官半職。此時,大多數的女人可能在後地,想盡辦法掙些物質,供家庭生活所需,和配合政府的策略,忙著生產物質,以供前線需要,同時這許多女人,有的可能高興得知他們所親愛的男人,在前線平安無事,有些女人則哀痛欲絕地失去家中的男人,而為一家大小生計,必須堅強活下來,當然也有些女人被徵召為戰地的慰安婦或醫護人員,或不少女人成為敵方男人的性暴力對象。雖然許多女人也在戰事暴力中經歷各種苦難,但是最後在多數歷史書寫中,我們往往讀不到這各類女人的故事。由戰爭及政治暴力例子,我們輕易看出女人與男人在國家的建立過程,有著極不同的經歷與待遇。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中國民族主義沙文政權,企圖在台灣建立穩固他政權過程中,發生的一個政治、軍事暴力事件。在了解當時台灣人社會中,有能力影響輿論、掌握權力、資源的人,是以男性為絕對多數的情況下,就不驚訝,當國民黨決定以軍力來鎮壓台灣社會時,它屠殺的對象會幾乎全是台灣男人,尤其又是社會菁英份子。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2-13。

有趣的是,在絕大多數的二二八論述中,女人不見了。那些在恐怖中艱苦扶孤、活下來的女人的聲音不見了,或是我們若聽到他們的聲音,也是因為我們要他們告訴我們,他們丈夫當年受難的情形,這些女人自事件後,艱苦尋求出路的故事,只是零星的點綴在他們男人的故事後,而不見其主體性。而這個查某人二二八的口述工作,正是希望由這些女人講出他們自己的二二八經驗。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4。

認命又能任勞任怨,簡單一句話「歹命」,於大男人沙文主義作祟之下,受害者家屬不斷受到「歧視與恐嚇」。

在普遍有來自經濟壓力的情況下,這些女性又因個人背景的不同,而承受不同的金錢壓力,及有不同的出路。就個人背景這點來講,娘家及夫家的家庭經濟狀況及人際網路是主要決定因素,另外這些女性本身的教育程度和技能,及所處城鄉地緣也是重要因素。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6。

在心理情緒及情感生活方面,首先這些女性在往往經歷一段尋夫,到知道丈夫已出事的心路歷程。幸運者,還能找到丈夫的屍首,為其辦後事,而事實上仍有許多人,最終仍不知其夫死於何處?

「找尪的心情是真艱苦,阮也曾去海邊認死屍,屍體一塊浮起、一塊浮起,但是都不是咱們的人。有一次,我走到基隆和平島去找,看到海,清冷冷,啊!我想自己真歹命,心內真艱苦,腹肚面對著海,想講,啊!要來把伊衝下去,死了也較不會艱苦……。」(見許春江女士訪談)

「屍體到厝以後,我、阮大嫂、和阮婆婆,就用熱水洗他們三個人的身軀,就像洗人的身軀一樣來洗們,又替他們換衫……。我當時真悲哀、真懷疑上帝的存在,一邊幫他們洗身軀,一邊就罵:『那裡有上帝,若有上帝,為何給阮這麼大的災難?」(見張玉蟬女士訪談)

在二二八奪走他們丈夫生命的當時,不少的寡婦腹中正懷有孩子,因此在面對出世,即無父親的一刻,及日後孩子問其父親下落,不知如何回答的狀況,也成為許多二二八存活女性的共同心酸。

「阮頭家出代誌彼年七月,我才生我最小的查某囝仔,生的那早上,嬰仔一出世,親像是歌仔戲在扮,我嬰仔抱起來就『號』,『號』囝仔一出世,就無老爸……。」(見許春江女士訪談)

「……我在阮阿姐厝看到阮老爸,我就叫『阿爸』,後來那天回來厝,阮那個查某囝仔就問我:『媽媽,你就有阿爸,我怎麼無阿爸……被囝仔一問,我的心強強要剝去。」(見張楊純女士訪談)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8-19。

潘罔女士原是王添灯先生的小太太,在其夫失蹤後,一夜之間,他也失去在王家的名份與正當性,而面臨要被遺棄的命運。

在伴隨失去原有的社會身份、地位的同時,這些經歷身份變動的二二八女性們,所遭遇的不僅可能是經濟來源的困境,更是人情冷暖的實際感受,如楊治女士所談及的:「無尪是無地位,尤其是客家人,寡婦是給人看不起的。……從那開始,到現在,我都還留著一個真壞的習慣,『走路不看人』,只要不要跌倒就好了。我常常就用批判的眼光來看人世。」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20。

(未完待續,撰於2011/02/08)


延伸閱讀:
二二八事件官方檔案VS.民間資料整理輯錄(嘉義地區)— 我讀我見
拜讀「228事件責任歸屬」-我見
Do You Know 228?
Do you know 228-原凶是蔣介石.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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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緒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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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雲昌(1916-1947)

2011年5月18日 星期三

查某人的228-我讀我見(1)

大地快捷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楊緒東
2011/05/18, Wednesday


查某人的228-我讀我見(1)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楊緒東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著者簡介:
沈秀華,1964年出生於宜蘭蘇澳,中興大學中文系畢業,目前在美國堪薩斯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曾任宜蘭《噶瑪蘭雜誌》編輯,著有《噶瑪蘭二二八》。研究 興趣:民族主義、性別研究、族群關係。
沈秀華,1997,"作者簡介",《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

228大屠殺造成台灣人多少的妻離子散,這些受害的女性同胞如何熬過慘淡的寒冬。 第一次注意起女性與二二八這樣的議題,是於1991年採訪、整理宜蘭地區二二八口述歷史開始的。在1992年自立晚報出版的《噶瑪蘭二二八》一書自序中,我曾寫道:「……當時的受難者幾乎清一色為男性,他們的妻子,這些年輕守寡的女子,在父權社會下,如何孤立撫養子女?如何安慰自己一顆驚懼、寂寞的心靈?」
沈秀華,1997,"自序/讓政治寡婦的聲音發諸於世",《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6。

高捷女士的先生是台灣前輩名畫家陳澄波先生。92年的那次訪談,使得當時已九十多歲的高女士,因而緊張恐懼地吃不下飯,還擔心這樣的採訪,會不會招致警察再來家中抓人。

對於阿里山鄒族因支援嘉義水上機場的戰役,雖未在二二八當年立即遇害,也有四人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被秋後算帳。92年,我訪談四人中的高一生太太,湯川露子女士和湯守仁太太,對我們了解不同族羣女性的二二八,有極重要的一面。
沈秀華,1997,"自序/讓政治寡婦的聲音發諸於世",《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7。

查某人是福佬話中的敬語,何以男性被殺而由另一半來承擔大半生的煎熬?

使用《查某人的二二八》為書名,是因為福佬話的「查某人」三字,傳達台灣民間女性生氣和堅毅的氣質,這樣的書名,不僅突顯出相對於男人的二二八經歷,這是一本關於女人的二二八經驗,並且也肯定這些活下來女性,四、五十年來身為政治寡婦的生命力與堅強。

第一,二二八這樣一個政治屠殺事件,為何受難者幾乎全為男性,而許多女人因而成為政治寡婦?這個男女有著不同命運的歷史事件背後,只是一個歷史的偶然,或是有其造成的社會、政治意涵?第二,對當年那些受難的男人而言,二二八事件對他們的意義,是從事件的發生到他們遇害的時刻為止,但對他們的妻子而言,那卻正是他們二二八的開端。二二八事件到底如何影響這些女性的日後生活?或是說這些受二二八事件最直接衝擊的女性,如何在二二八的陰影下,及在既有父權社會下,尋找他們在經濟、政治、情感各方面生活的出路?第三,我們還要問,這些政治寡婦如何由他們個人的生命經歷和身為女人的角度來詮釋和看待二二八及他們的一生?最後,這樣一個由女性角度來記錄、整理的二二八口述歷史,其意義為何?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0-11。

許多女性主義的工作者就指出,戰事和政治暴力其實是一個非常男性沙文的文化與工程。從戰事的籌謀到戰場上的一兵一卒,絕大多數都是男人。許多男人可能在戰場上成為所謂為國犧牲的烈士,不少男人也藉由戰事奪取權力,或失去權力,更有些男人因而成為國家、族羣的「民族英雄」。

而這時女人在哪裏呢?絕大多數的女人,只是被動的被捲入戰爭暴力的風暴中,他們既沒有權力來決定戰事的啟動與否及形式,也極少有機會借戰事來升個一官半職。此時,大多數的女人可能在後地,想盡辦法掙些物質,供家庭生活所需,和配合政府的策略,忙著生產物質,以供前線需要,同時這許多女人,有的可能高興得知他們所親愛的男人,在前線平安無事,有些女人則哀痛欲絕地失去家中的男人,而為一家大小生計,必須堅強活下來,當然也有些女人被徵召為戰地的慰安婦或醫 護人員,或不少女人成為敵方男人的性暴力對象。雖然許多女人也在戰事暴力中經歷各種苦難,但是最後在多數歷史書寫中,我們往往讀不到這各類女人的故事。由戰爭及政治暴力例子,我們輕易看出女人與男人在國家的建立過程,有著極不同的經歷與待遇。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中國民族主義沙文政權,企圖在台灣建立穩固他政權過程中,發生的一個政治、軍事暴力事件。在了解當時台灣人社會中,有能力影響輿論、掌握權力、資源的人,是以男性為絕對多數的情況下,就不驚訝,當國民黨決定以軍力來鎮壓台灣社會時,它屠殺的對象會幾乎全是台灣男人,尤其又是社會菁英份子。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2-13。

有趣的是,在絕大多數的二二八論述中,女人不見了。那些在恐怖中艱苦扶孤、活下來的女人的聲音不見了,或是我們若聽到他們的聲音,也是因為我們要他們告訴我們,他們丈夫當年受難的情形,這些女人自事件後,艱苦尋求出路的故事,只是零星的點綴在他們男人的故事後,而不見其主體性。而這個查某人二二八的口述工作,正是希望由這些女人講出他們自己的二二八經驗。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4。

認命又能任勞任怨,簡單一句話「歹命」,於大男人沙文主義作祟之下,受害者家屬不斷受到「歧視與恐嚇」。

在普遍有來自經濟壓力的情況下,這些女性又因個人背景的不同,而承受不同的金錢壓力,及有不同的出路。就個人背景這點來講,娘家及夫家的家庭經濟狀況及人際網路是主要決定因素,另外這些女性本身的教育程度和技能,及所處城鄉地緣也是重要因素。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16。

在心理情緒及情感生活方面,首先這些女性在往往經歷一段尋夫,到知道丈夫已出事的心路歷程。幸運者,還能找到丈夫的屍首,為其辦後事,而事實上仍有許多人,最終仍不知其夫死於何處?

「找尪的心情是真艱苦,阮也曾去海邊認死屍,屍體一塊浮起、一塊浮起,但是都不是咱們的人。有一次,我走到基隆和平島去找,看到海,清冷冷,啊!我想自己真歹命,心內真艱苦,腹肚面對著海,想講,啊!要來把伊衝下去,死了也較不會艱苦……。」(見許春江女士訪談)

「屍體到厝以後,我、阮大嫂、和阮婆婆,就用熱水洗他們三個人的身軀,就像洗人的身軀一樣來洗們,又替他們換衫……。我當時真悲哀、真懷疑上帝的存在,一 邊幫他們洗身軀,一邊就罵:『那裡有上帝,若有上帝,為何給阮這麼大的災難?」(見張玉蟬女士訪談)

在二二八奪走他們丈夫生命的當時,不少的寡婦腹中正懷有孩子,因此在面對出世,即無父親的一刻,及日後孩子問其父親下落,不知如何回答的狀況,也成為許多二二八存活女性的共同心酸。

「阮頭家出代誌彼年七月,我才生我最小的查某囝仔,生的那早上,嬰仔一出世,親像是歌仔戲在扮,我嬰仔抱起來就『號』,『號』囝仔一出世,就無老 爸……。」(見許春江女士訪談)

「……我在阮阿姐厝看到阮老爸,我就叫『阿爸』,後來那天回來厝,阮那個查某囝仔就問我:『媽媽,你就有阿爸,我怎麼無阿爸……被囝仔一問,我的心強強要剝去。」(見張楊純女士訪談)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18-19。

潘罔女士原是王添灯先生的小太太,在其夫失蹤後,一夜之間,他也失去在王家的名份與正當性,而面臨要被遺棄的命運。

在伴隨失去原有的社會身份、地位的同時,這些經歷身份變動的二二八女性們,所遭遇的不僅可能是經濟來源的困境,更是人情冷暖的實際感受,如楊治女士所談及的:「無尪是無地位,尤其是客家人,寡婦是給人看不起的。……從那開始,到現在,我都還留著一個真壞的習慣,『走路不看人』,只要不要跌倒就好了。我常常就用批判的眼光來看人世。」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20。
(未完待續,撰於2011/02/08)


延伸閱讀:
二二八事件官方檔案VS.民間資料整理輯錄(嘉義地區)— 我讀我見
拜讀「228事件責任歸屬」-我見
Do You Know 228?
Do you know 228-原凶是蔣介石.我見
二二八口述歷史系列出版品

延伸閱讀:
楊緒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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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七郎 (1888-1947)
王添灯 (1901-1947)
吳鴻麒 (1901-1947)
高一生 (1908-1954)
葉秋木 (1908-1947)
張雲昌 (1916-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