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吳晟月初發表了一篇全文近八千字的散文〈我的憂心〉，精簡版刊於《自由時報》「自由廣場」，展讀之下，感受良深。
吳晟是我生命的典範，也是我亦師亦友的夥伴，這些年，他帶領我，一起奔走，跨出學院牆籬，讓我至少還能保有跳動的心魂。他自青年以來，從不曾減弱社會參與的能量，積極幫贊台灣民主化運動的推展，幾年前退休之後，更是南北二路，到處奔忙，為台灣文化的草根工作，持續奮戰。
讀到他的憂心，我真的感到不捨和傷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詭譎時代，讓我的好友吳晟，這樣一個應該安心退休、含飴弄孫，這樣一個總是把暖熱躍動的生命感染給別人，因為實踐（無論是泥土的實踐，或者社會實踐）而對未來充滿陽光希望的前輩作家，感到如此憂心，幾個月來無法入眠！
自從選擇離開台北，回返母鄉以來，因為吳晟的提攜，以及幾近於叨叨絮絮的叮嚀，我才能堅持些許社會實踐的能量，持續前進。前幾年吳晟身體微恙，我總是勸他，老師別煩惱這些了，好好休養身體。然而，他卻絲毫不肯停止他的腳步，不願關上他的心窗，他義無反顧，堅決持續他的文化草根行路。我慚愧自己還躲在學院圍牆，做些不關痛癢的事，說些不關痛癢的話，與這個社會一起走向腐朽。
最可怕的腐朽是冷漠，以及假性客觀。知識份子不想弄髒自己，搞一些漂亮的話語，來包裝自己的虛矯。吳晟〈我的憂心〉開宗明義就說明，文學人必須、也早已介入政治，這是一個真誠的知識份子的肺腑之言。沙特在〈什麼是文學？〉中說得很清楚，「一旦開始寫作，你就介入了」。這個世界沒有「不介入」的書寫或話語；語言文字（說話）是一種行動，你每說一句，就介入世界一步。
比起那些早已介入，卻還惺惺作態的「文化人」，吳晟真誠而可愛，他真心誠意面對自己的「介入」，清楚彰顯自己的說話位置與實踐位置，「從不掩飾個人政治傾向」，堅守反獨裁的普世價值，數十年如一日。而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文化人、學者專家，以客觀性做為偽裝的外衣，內裡包覆的是他們對自身階級利益的保守，以及對學術資源、學術位置的渴求與不捨。只要計劃案繼續拿得到錢，只要活動可以繼續辦，只要學術業績持續增加，「誰執政都一樣」。
可是，怎麼會一樣呢？國民黨這樣一個獨裁政權，四十年的戒嚴，在二二八事件中至少屠殺2-3萬人，在白色恐怖時期，根據國民黨執政時期法務部向立法院的報告，國府接收後，軍事法庭所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難人數超過14萬人以上。然而，據當時司法院的人員透露，政治案件有6、7萬件之多，相關受難人數至少20萬人以上。而許多未見於記錄者，特別是秘密逮捕與殺害的情況極多，以1960年國府官方將126875人列為「行蹤不明」人口就可以窺豹一斑。
這樣一個獨裁政權，已經操縱了戰後台灣近五十年的政治權力，我們經歷過那麼多民主運動的曲折顛簸，國民黨在2008年立委選舉中，竟然還佔了國會四分之三席次，我們的時代，竟然又回到以前。最近我常在想，我們過往的民主前輩，不知會覺得多麼心寒。如果我們長期以來民主運動的打拼，所有人的青春生命，最後換來的是重回國民黨一黨獨大，我們要如何面對這些在歷史中拋擲青春、遍灑鮮血的民主前輩？
是啊，怎麼會一樣呢？我想起我的阿公楊逵，1946年8月15日，正好是終戰週年，他就發表〈為此一年哭〉，對國民黨的腐敗政權感到痛心，表達一個文化人挺身對抗的堅定覺悟。1947年3月9日，21師來台，二二八事變的大屠殺前夕，楊逵又發表〈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指出台灣人挺身起來，組織各種行動團體、自衛隊、保衛隊，以及下鄉工作隊的迫切性。那就是要武裝抗暴了。一個曾被稱為具有甘地精神、堅持和平主義、嗑血瘦削的在地知識份子，一個在日治時期曾入獄10次的社會運動者，在那樣的時刻，為什麼必須支持武裝抗暴？如果不是這個政權的已經從根腐壞，如果不是這個政權所製造的橫暴血腥已經無可原諒！
所有這些，都讓我無法忘記。《1984》作者喬治．歐威爾曾說：「誰能控制現在，誰就能控制過去」。這樣一個獨裁政權，沾了滿手血腥，掌控歷史解釋權，現在搖身一變，竟成為正義之師，高喊反貪污，以經濟訴求魅惑台灣住民，那種虛矯的、諉過的身段，已經宣告了它從來不曾改變。
台灣人絕不是冷血動物，面對南京大屠殺、納粹大屠殺，台灣人民為他們掬過不止一把同情之淚，並且堅決認為歷史不能被淹沒塗抹。然而，面對國民黨幾十年來的滿手血腥，面對同是「同胞」的超過15萬的政治受害者，卻只是淡淡地說，歷史何必一再提起，過去就算了，傷疤不須掀出來讓我們看，受傷者請自行療癒。這種雙重價值觀，真的驗證了喬治．歐威爾的話，也證明了國民黨所製造的歷史論述還是主流，台灣文化論述，從未「變天」。
所以，這種假性客觀，其實是雙重歷史評價標準，而究其內裡，不過是向另一種主流價值靠攏而已。因為，一旦說話，一旦行動，你就選擇，並且介入了。無論如何，如果你可以容許一個殺人無數、製造政治案件無數的獨裁政權，繼續拿到四分之三的國會選票，你就介入了。一旦你還選擇了他，拿到總統這最後一個席次，你當然就介入了，並且選擇了這個不曾懺悔、粉飾滿手血腥的獨裁政權。而這個選擇，與選擇納粹政權，沒有兩樣。
我決心向我那些假性客觀的學院派朋友告別。我決心向那些不想弄髒自己，而不管這個世界是否更髒的朋友告別。吳晟說的好，這不是一種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的靠邊站，而是一種價值的選擇。我無法選擇國民黨，這個雙手沾滿血腥，國庫通黨庫通家庫，通了幾十年，還不曾懺悔、大言不慚以正義者自居的獨裁政權，立法院四分之三令人憂心，這最後一席絕不能再落入他們手中。
年初，我主持了一場「文化界挺長昌座談會」，看到會場來了一百多位台灣各地，包括東岸的文化界人士，有年輕的閃靈樂團，有年長的文壇前輩鍾肇政老師，我們都很憂心，憂心這最後一席，憂心我們幾十年的民主奮鬥，終究將要成為一場笑話。
我在現場看見他們，這些朋友們的焦灼、苦悶、憂傷與熱情，那種無法言說的複雜心境。當年，戒嚴時期，我們都是在街頭相見的啊，我們在街頭攜手、擊掌，在鎮暴警察、消防水柱、催淚瓦斯、鐵蒺藜之間，彼此相擁落淚，互相鼓舞，這些，我都無法忘記。看著他們，像是看見久違的親人，看見生命的知音，我們不必多言，齊心挺身，挺的是一個價值。
會中，謝長廷談了許多他的文化思考，文化願景，並不是開文化支票，而是一些瑣瑣碎碎的、他的文化實踐經驗，會後甚至還有朋友對我說：「長仔今天講話比較零碎沒組織」。但是，台灣文化本土化的事業，從來不是什麼大工程競標案，從來都是這樣，以許多人的瑣瑣碎碎的努力拼貼而成。謝長廷談及他在高雄的一些具體文化經營，談及戒嚴前後他與作家李喬創辦重要的文化媒體《台灣新文化》，屢被警總衝入印刷廠全數扣押的情景。
然而，當晚及第二天，媒體無所呈現，「我們做了，一直在做，但是台灣人民都無從看見」。存在的等於不存在，這是一個虛妄的年代，我有良知的朋友們都無法入眠。我想著我那些戒嚴時期在街頭相見的朋友，我想著他們在「文化界挺長昌座談會」的焦灼無奈卻又堅定的眼神，我想著我的好友吳晟，想著怎麼會這樣，我們怎麼只能焚祭憂心，向包括我阿公楊逵在內的民主前輩告白與告罪？
閱讀好友吳晟的〈我的憂心〉，慚愧自己無法安撫他的憂心，我只能以我的憂心相挺，我們只能以我們的憂心相挺。無論如何，在這樣的時局，只有支持謝長廷，支持一個曾經在威權時期試圖衝破體制的政黨和候選人，而不是支持一個曾經沾滿血腥的獨裁政權及他的候選人，我們才有可能堅定民主的普世價值。
讓吳晟的憂心，成為我們的憂心，台灣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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